明明是“假画”，但是有众多书画文物界名家交口称赞；明明是复制品，却能作为拍卖行中鉴定古画真伪的标准；明明是中国的传统艺术精华，但是大发其财的却是一水之隔的日本企业——广州的展览刚刚落幕，日本“二玄社”的数百件中国历代书画复制精品展又在贵阳开幕。自1996年，旅居新加坡的苏绣女士将这一日本古代书画复制品牌引进中国大陆以来，这批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名画为主的复制品已经走遍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沈阳、西安等几十个城市，成为上百场展览的主角，财源滚滚而来。

    众所周知，收藏讲究的是一个“真”字，能把复制品做成一门大生意，并且“返销故土”，不能不说是一门艺术。 

    大量名家代表作被复制

    二玄社是日本出版界一家50多年的老字号，以经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出名，名画复制在其来说，也是出版的一个分支。多年以前，该社的主持人渡边隆男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后，被馆藏的中国历代书画精品深深震撼。他希望能复制出版，然而这些书画年代经久，色调、质感等都有一种独特的厚重感，寻常技术难以胜任。

    二玄社与某公司合作，特制了一台全长5米、高宽各2米、重达3吨的全自动照相机，运到博物院开始首次拍摄。底片是特制的，除了特别大的画作需要拼贴之外，通常情况下，原作多大，底片就多大，以保证能够“一比一”地还原原作的细节。印刷时将原片分解成八色乃至十二色(一般印刷为四色)，制作对应各种色调的印刷原版，反复进行试印。然后去台北对照原迹，回来后又重新开始。一般一幅画需一至两年完成，最长的达16年。印刷材料也很特殊，是以某种西洋纸和非洲进口的原料混合，再辅之以特殊的材料使其产生柔软的触感。从1972年到2002年，大规模的复制才告一段落。复制的400多种名画中，绝大部分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藏，其余的来自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日本青山杉雨所藏中国近代书画以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地。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崔白《双喜图》、李迪的《风雨归牧图》、赵干的《江行初雪图》、宋徽宗的《蜡梅山禽图》，王羲之、颜真卿、孙过庭、陆机、怀素的巨作及大量的宋元明清诸名家的代表佳制，都是复制的对象。

    “高仿”之“高”瞒过专家

    高仿品的水平之高，圈内有很多故事。比如，当年纽约中国艺术品春季拍卖会上，宋代画家郭熙名作《秋山行旅图》以143万美元为纽约藏家王季迁标得，为估价5至7万的20多倍。当时这件作品的真伪尚无定论，王孝迁表示，他就是将此画与二玄社复制的另一幅郭熙名画《草春图》各项细节一一参校，断定为真品，才敢断然出手。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是，当复制好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展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面前时，院长凝视良久，最后说：“这是本院藏库中的真迹，还用得着再看吗？”而在大陆某著名博物馆，复制的宋徽宗的《瑞鹤图》也瞒过了众多专家的“法眼”。

    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和鉴定家启功认为：“经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原作多已损坏，至少色彩灰暗，早已失去了原有的风韵，可这些复制品，都恢复了原作最初的色泽，简直整旧如新。”从利用价值来说，已称得上“真迹一等”。

    有业内人士指出，二玄社大规模复制台北故宫名画之举，本身也是一次绝佳的品牌营销。二玄社在日本出版界的规模和影响并不及小学馆等著名出版社。但在邻邦中国美术界却大名鼎鼎，几乎全赖“故宫品牌”的号召力。

    “高仿品”让名画走出“深闺” 

    在文博界，古书画和其他文物的修复、复制十分常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年深日久的金贵藏品，经不得终日暴露陈列，因此很多博物馆就用高仿真的书画作为替代品展出。故宫博物院有关专家表示，中国的文物修复理念讲求“修旧如旧”，也就是修复的地方或复制品要做得与原作看不出差别。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风格、材料、笔意、技术，复制者都需要烂熟于心。如此制作出的复制品仿真度极高，对于非专业观众来说，已经足够提供欣赏古文物艺术所需的信息和细节。但是这些复制品从来只供内部使用，不会进入市场。

    广州画院院长方土表示，高仿复制品的出现，不仅为无缘亲历收藏观摩原作的艺术爱好者提供了能够目睹名迹神采的极好机会，即使对那些有缘观赏真迹的人士来说，也让他们能够集中欣赏原本分散各地的艺术珍品。对于艺术爱好者们来说，将这些复制品作为鉴赏或者揣摩古人笔意、临摹练习的对象，就是其最大功用。二玄社正是瞅准了市场的这个空当。上海书画出版社汤哲明认为，从技术角度不足以准确评估二玄社复制中国名画的意义，更重要的在于它与出版和文化普及的嫁接。